那几年的中国大学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膨胀。 1999年扩招政策落地之后，学生像潮水一样涌进校园。宿舍不够住，教学楼排不过来，食堂窗口前永远排着长队。云南大学鼎新校区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匆忙扩建起来的。新楼的外墙刷得雪白，楼道的宽度却捉襟见肘。六个学生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，上下铺，两张长条桌，一把暖水壶，头顶一盏日光灯。 317宿舍的窗户朝北。冬天照不进太阳，空气里浮着一层湿冷的霉味。住在这间宿舍里的人，大多来自普通家庭。有的父母是双职工，有的是小生意人，有一个是铁路系统的子弟。只有一个来自农村，广西宾阳，距离昆明一千多公里。 这个人不爱说话。 他叫马加爵。 在2004年之前的校园里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。他不参加社团，不去舞会，不谈恋爱，不进网吧，甚至连学校门口两块钱一碗的米线摊都很少光顾。他总是在宿舍里坐着，背对门口，翻一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小说。有人推门进来，他抬头看一眼，然后继续低头。 时间久了，大家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也习惯了他的沉默。走廊里遇到，目光一触即分。课间有人发作业本，传到他那里，不喊名字，直接放在桌角。打水的时候如果他正好在洗衣服，后面的人会等着，不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等他自己让开。 这些细节在当时看来，稀松平常。 马加爵真正的崩溃点在2004年的寒假之前。 那个冬天来得特别早。十二月底的昆明，气温骤降，宿舍楼里的热水供应跟不上，冲个澡需要鼓足勇气。几个室友在317打牌，牌桌上放了瓜子和花生。马加爵也在。他不常参与这种活动，但那天宿舍里气氛不错，有人招呼了一句，他就坐了下来。 牌打到一半起了争执。 邵瑞杰是个快性子。他输了牌，脸色不好看。马加爵的出牌让他觉得不对劲，像是故意压着他。他啪地把牌摔在桌上。 “你这个人，打牌太假了。”邵瑞杰说。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。 “人品有问题。” 最后补了一刀。 “龚博生日那天请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就没想到你？你自己想想。” 宿舍里静下来。其余几个人低头数牌，没人接话。马加爵没吭声，把手里的牌整整齐齐码好，放在桌子中央。然后站起来，走到自己的床边，脱了鞋，上了上铺。 夜里有人起夜，看见马加爵还没睡。被子拉到下巴，眼睛睁着，盯着黑乎乎的天花板。 几天之后放寒假。宿舍里的人收拾行李各回各家。马加爵也走了。但他提前回了昆明。 二月份的昆明，太阳落得早。宿舍楼里空荡荡的，大部分学生还没返校。马加爵一个人住进了317。他去五金店买了石工锤，去旧货市场办了一张假身份证。石工锤不便宜，他挑了很久，试了试握在手里的分量，付钱的时候没怎么还价。 2月13号晚上，邵瑞杰回宿舍。 房间里的灯亮着，马加爵坐在床沿。邵瑞杰换鞋，弯腰的瞬间，后脑勺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。 锤子落下去。 唐学李恰好也在。他不住这间房，只是来找人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转身想跑。 没跑掉。 2月14号，杨开红来找邵瑞杰。门开着，血腥味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。他愣在门口，只看见地面上的报纸和没擦干净的水渍。 这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幕。 马加爵忙了整整两天。搬运，包裹，清洗，把柜门锁上。他做得冷静且高效，没有慌乱，没有呕吐，甚至没有停下来抽一根烟。他从不抽烟，也没喝过酒。在大学的三年多时间里，他保持着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特有的自律——不熬夜，不赖床，不逃课，不欠债。他的生活极端规律，规律到了一种机械的程度。 这种规律在被打破的时候，反转成了同等的精确。杀人对他而言，不过是一连串可以被拆解和执行的步骤。 他列过一个名单。名单上的人，有些已经死了，有些还没回来。他等了两天。龚博回来了。他给龚博发了一条寻呼消息。龚博到317的时候毫无防备，他以为只是去拿个东西，或者还个钱。 推开门，龚博就再也没走出来。 这是第四个。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继续下去，317宿舍可能会变成一具巨大的铁棺材。但马加爵停手了。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，也不是因为他累了。是因为一个人。 那个人叫林峰。 林峰不住317。他是隔壁宿舍的，跟马加爵谈不上深交。但他有一个习惯——串门。整层楼的人他几乎都认识，见面会笑着点一下头。他家里条件一般，父亲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，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。他是独生子，带着一种普通人家的平和与厚道。 2003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，马加爵病了。高烧，喉咙像着了火，嘴唇开裂，脸色发青。他裹着被子躺在上铺，一整天没有吃饭。宿舍里的其他人照常上课、打饭、出门、进门，有人抬头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有人问了一句“你咋了”，还没等回答就急匆匆走了。 林峰那天来串门，看到马加爵缩成一团。他走到床边，伸头看了一眼。马加爵正闭着眼，眉头皱得死紧。林峰下楼去了食堂。 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提着两份盒饭。 一份放在马加爵枕头旁边的栏杆上，一份留给了自己。林峰坐在下铺，打开饭盒，用筷子拌了拌米饭。饭香在房间里漫开。马加爵睁开眼，看着头顶那个白色塑料袋。 “吃点吧。”林峰说，声音不大，像在说